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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云南地方組織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鑫

    2021-06-20 10:57 楊永明

    李鑫(1897-1929),又名李金三、李木子,曾化名施鴻祥。1897年10月12日出生于云南省龍陵縣城郊月望寨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1914年高小畢業(yè)后,為了追求進步,他與同學朱曉東、馮云、趙子卿等人徒步跋涉一個多月到達昆明,考入了私立成德中學。在成德中學讀書期間,由于受到進步教師的影響,他的思想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因父親信奉耶酥和道教,他從小也信耶酥,剛到校時,起床、睡覺、吃飯都要先行禱告。在新思想的啟發(fā)下,他不信耶酥了,還告誡別的同學不要受耶酥的欺騙。當時的昆明,正值反對封建專制、爭取民主共和、討伐竊國大盜袁世凱的護國運動高潮,他從中受到愛國主義思想的熏陶和教育,萌發(fā)了要改變人間不平等的想法,開始走向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道路。

    1919年,李鑫在成德中學畢業(yè)后,想習武以救國救民,考入云南陸軍講武學堂。初期,他躊躇滿志,信心百倍,決心學好軍事,以酬壯志,但當他親眼目睹軍閥派系斗爭的現(xiàn)實后,他的理想破滅了。經過痛楚、徘徊、深思之后,他下定決心,于1920年前往南京求學尋求真理。

    到南京后,經過努力,他考取了東南大學農學系。在東南大學讀書期間,恰逢陶行知先生來校授課,提倡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方法,要求學生到工礦、農村,把理論知識同實際工作結合起來。李鑫把這一倡導銘刻在腦海里,并付之于行動。“五四”運動以后,馬列主義在北京廣泛傳播,學生及工人反帝愛國運動方興未艾,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像磁石一樣緊緊吸引著一切進步的人們。李鑫在東南大學呆不住了,1924年他轉到北京農業(yè)大學園藝系學習。

    李鑫在外地讀書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沒有家庭特別是他的妻子王老妹的支持,他外出深造的愿望是難以實現(xiàn)的。他在昆明讀書時,家里把僅有的三畝田抵押給人耕種,把二百元押金全寄給他做了學費,是他的妻子白天幫人賣工,晚上做針線活,才把這份田贖回來。北上升學,身無分文,王老妹只得又把三畝田全賣了,得到的八百元錢全數寄給他,而她從此只得賣工度日,吃盡了人間苦頭。李鑫從內心感激王老妹,唯一的報答就是努力讀書。他在書桌旁墻上掛著“會客以五分鐘為限”的條幅,以示自己爭分奪秒學習的決心,在努力學好功課之余,還找進步、革命書刊閱讀,增加自己的社會知識。

    當時的北京,革命的新思想正在興起,反動的舊思想正在掙扎,兩者激烈的搏斗著。反動軍閥曹琨借助手中的權柄,標彰舊思想,壓制新思想。李鑫一時看不清目標,辨不明方向,又陷入了苦悶的抉擇中。這時期,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已在北京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革命活動。李鑫開始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認識到中國只有經過革命,才能消滅壓迫和剝削。1924年,他同王德三、楊青田等人建立了云南赴京的進步學生組織“新滇社”,研究馬列主義,出版進步刊物。中共組織也在“新滇社”中開展建黨工作。從此,李鑫開始接觸共產黨員,逐步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懂得了共產黨是拯救民族危亡,解放普天下勞苦大眾的政黨,是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共產主義奮斗的政黨。他從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看清了前進的方向。新的目標使他渾身增添了無窮的力量,于是,他從課堂走向社會,利用學習余暇,到學校周圍的村莊開辦農業(yè)講習班,到農民家中訪問了解情況。他不倦的學習,勤奮的工作,贏得了同學的欽佩和農民的愛戴,人們都親切地稱呼他“李先生”。1925年,經過黨組織的考察,李鑫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高興地說:“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后種種尤如今日生;以前吃酒吃煙,今日重做人,把一生交給黨。”

    1926年3月,段祺瑞執(zhí)政府屈服于日、俄、美、法等八國的武力,同意撤銷大沽口防務,開放天津口岸,引起了京津人民的強烈抗議,在中共北方區(qū)委領導下,由北京學生聯(lián)合會出面,于3月18日,組織了近萬人的集會,堅決反對八個帝國主義國家侵犯中國領土;堅決抗議段祺瑞執(zhí)政府妥協(xié)投降。在這次聲勢浩大的集會游行中,李鑫負責組織和領導農業(yè)大學的學生到天安門廣場集會,他領隊高呼:“堅決反對賣國投降!”“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當農大學生游行隊伍走到鐵獅子胡同時,段祺瑞政府調動大批反動軍警向游行隊伍開槍鎮(zhèn)壓,李鑫在敵人的刀槍下毫不畏懼,他冷靜沉著地帶領大家互相掩護,從反動軍警的刀槍下撤退出來。在這次示威游行中有多名學生遭到敵人的槍擊身亡,其中新滇社成員北京師范大學學生范士融、北京美術??茖W校學生姚宗賢(兩人均為中共黨員)遇難。從這次震驚全國的“三一八”流血慘案中,李鑫第一次經受了革命斗爭的鍛煉,親眼目睹反動軍閥殘酷鎮(zhèn)壓愛國學生的暴行。從此,李鑫結束了學生生活,開始走上革命征程。

    1926年夏,全國革命形勢蓬勃發(fā)展,革命中心轉到廣州。毛澤東接辦的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又在廣州開學。李鑫從北京南下,風塵仆仆趕到廣州,到農講所和王德三主辦的大沙頭第三軍軍官學校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聽課;并廣泛與在廣州的云南籍同志及其他各界人士接觸交談,了解全國和云南的革命形勢,學習開展革命工作的經驗。他忠誠革命,穩(wěn)重踏實,思考周密,遇事果斷,深受同志們的稱贊和領導的重視,經毛澤東推薦,中共廣東區(qū)委和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決定委派他回云南工作。中共廣東區(qū)委書記陳延年向他傳達組織決定,交待了三項任務:一、籌建云南地下黨組織,領導云南的革命斗爭,特別是工農運動;二、幫助建立云南國民黨黨部;三、做好統(tǒng)戰(zhàn)工作,聯(lián)合各界人士,推翻唐繼堯在云南的反動統(tǒng)治。李鑫愉快地接受了黨組織交給的任務,經過充分準備,滿腔熱情地回到昆明,與共青團云南地下組織接上了關系。

    李鑫回云南,公開的社會職業(yè)是實業(yè)廳視察員、高師附中教師。他利用合法身份,暗中以地下團組織為基礎,積極開展建黨工作。經過考察了解,他分別介紹共青團員吳澄、張世瑾、楊靜珊、楊淑德等加入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黨小組,并充分依靠每個黨員的積極性,逐步擴大工作范圍。他安排吳澄等人做好建立國民黨左派組織的工作,自己以實業(yè)廳考察員的身份到個舊、開遠一帶工礦考察了解礦工及鐵路工人的生產、生活情況,到賈沙農村考察農民的情況,經過深入細致的工作,為建立云南黨組織打下了基礎。不久,在廣州參加第六屆農講所學習的周宵、黃麗生、羅彩等先后回到昆明。11月7日,在李鑫主持下,周宵、吳澄、楊淑德、黃麗生等在周宵家(昆明平政街節(jié)孝巷39號)舉行第一次黨員會議,根據中共廣東區(qū)委指示,建立了中共云南特別支部(簡稱云南特支),由吳澄任特支書記,楊淑德、周宵、黃麗生專任農民運動特派員。

    省特支成立后,李鑫緊緊依靠黨組織,把云南的革命斗爭引向深入。特支認真分析了云南當時的局勢,在積極發(fā)展黨組織,深入開展工農運動的同時,認真做好統(tǒng)戰(zhàn)工作,適時地開展了推翻云南土皇帝唐繼堯反動統(tǒng)治的斗爭。為了取得倒唐斗爭的勝利,特支成立了“云南政治斗爭委員會”,由李鑫直接領導。根據云南軍閥內部的矛盾,云南政治斗爭委員會認真做好唐氏部下與唐有矛盾的昆明鎮(zhèn)守使、五軍軍長龍云,蒙自鎮(zhèn)守使、二軍軍長胡若愚,昭通鎮(zhèn)守使、十軍軍長張汝驥,大理鎮(zhèn)守使、四軍軍長李選廷等四個軍的工作。依靠共產黨員,聯(lián)合進步人士,用個人或以團體的名義,給四位軍長寫信,宣傳全國革命形勢,揭露唐氏罪行,要他們共舉義旗,推翻唐氏政權,為云南人民解除痛苦。當四軍長有所表示時,又及時安排與四軍長有社會關系的共產黨員直接找他們做工作。李鑫還親自通過與朱曉東(龍云下屬一師師長)老鄉(xiāng)、同學的關系,做龍云的工作。他還把群眾揭發(fā)唐繼堯反對國民革命、禍國殃民等罪行材料搜集整理成十大罪狀,油印成傳單散發(fā),向全省各界人士和人民大眾宣傳,喚醒民眾起來斗爭。經過廣泛深入地組織發(fā)動工作,各人民團體,各界人士及工農大眾,群情激奮,迫切要求推翻唐繼堯的反動政權。1927年2月6日,看到時機成熟,四軍長發(fā)動政變,逼迫唐繼堯交出軍政大權。這時,云南的政治形勢大為改觀,在中共云南地下黨的幫助下,成立了左派國民黨籌備委員會,一些進步的社會團體和群眾組織也開始恢復和建立。為了促進革命形勢的發(fā)展,李鑫親自擬定了改革滇政四十條意見書,派人送給龍云;同時發(fā)動各社會團體提出改革滇政的各項建議送交四位軍長,促成了省政府改組,組建了省務委員會。唐繼堯被剝奪了權力,安排了“總裁”的空頭銜,結束了他在云南的獨裁統(tǒng)治。

    “二六”政變后,云南革命形勢初步形成高潮,但情況仍十分復雜,軍閥內部又孕育著新的矛盾和斗爭。為了加強云南黨組織的力量,中共廣東區(qū)委又派王德三及參加廣州國民革命軍第三政訓班學習結業(yè)的十多名云南籍學員,先后回到昆明。根據黨中央的指示,3月1日,在原來特支基礎上,建立了中共云南省特別委員會(簡稱“省特委”),王德三任省特委書記,李鑫、畢昌杰、張熾等九人為委員,李鑫分管農運工作。根據毛澤東的提名,李鑫以中國國民黨云南農民運動辦事處主任的公開身份,于2月中旬在昆明主辦第一期云南農民運動講習班,李鑫講授“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的關系”,全省農運骨干二十多人經過兩個星期的培訓,結業(yè)后各自到所在地區(qū)開展工作。李鑫親自深入到嵩明、澄江等十多個縣考察,每到一處,除聽取匯報,研究布置工作外,還直接接觸群眾,了解情況,宣傳農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發(fā)動農民起來開展減租減息,取消苛捐雜稅,打倒土豪劣紳的斗爭。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里,就有14個縣成立了農民協(xié)會,在此基礎上,于4月10日,召開農協(xié)代表會成立了云南省農民協(xié)會,選舉出委員11人,候補委員5人,并推選李鑫等五人為常務委員,李鑫任主席。在省特委領導下,李鑫主持領導的云南農民運動開展得有聲有色

    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政變后,龍云政府害怕蓬勃發(fā)展的革命力量危及他的統(tǒng)治,于是,步蔣介石的后塵,露出兇相,向革命勢力舉起了屠刀,下令查封了國民黨左派黨部和省農協(xié)會等群眾團體;并于5月11日夜,出動大批軍警,逮捕了李鑫、趙祚傳、王復生等三十多名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在獄中李鑫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一起,同敵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由于黨組織積極援救,各界輿論的譴責,學聯(lián)、農會、婦女會等各界群眾游行示威,集會請愿,龍云被迫陸續(xù)釋放了大部分人員,但李鑫、趙祚傳、王復生等七人被指控為“亂黨赤化”的首要分子,仍被繼續(xù)關押。龍云為徹底撲滅剛剛興起的革命烈火,呈文報蔣介石,要殺害李鑫等七人。當龍云等待蔣介石批文時,在黨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下,云南軍閥內部矛盾激化,發(fā)生內訌,6月14日,胡、張二軍長又發(fā)動政變(即云南“二次政變”),扣押了龍云,他們?yōu)榛\絡民心,順應民意釋放了被龍云關押的進步人士。李鑫、王復生等人出獄后,國黨左派召開了二千多人的集會,請他們報告被關押的情況和進行斗爭的經過,揭露龍云罪行,教育和鼓舞廣大人民群眾。

    龍云被扣押后,下屬盧漢、朱曉東等四師長又從滇西帶兵攻下昆明,把胡張二人趕走,放出龍云。四師長傾向革命,仿效北伐軍成立政治部,龍云被迫同意,這時,李鑫便利用與朱曉東的同鄉(xiāng)同學關系,到該師任政治部主任。李鑫在部隊工作中,嚴格要求自己,處處起表率作用,他諄諄告誡政治部的干部和士兵,行軍宿營一定要注意群眾利益,不準侵占老百姓的住房,不準亂拿老百姓的東西。他還隨時找士兵談心,了解他們的疾苦,傾聽他們的要求。他不擺架子,平易近人,關心愛護戰(zhàn)士。長途行軍中,一戰(zhàn)士雙腳起泡,他就把自己的馬讓他騎,還幫炊事員挑炊具;宿營后,又親自給那位戰(zhàn)士端水洗腳。他的好作風獲得了廣大中下級軍官與士兵的擁護和愛戴。每到一處,他都帶領干部戰(zhàn)士貼標語,召開群眾集會,進行時事政治宣傳,使人民群眾認識并擁護國民革命。

    1927年底,由于蔣介石叛變革命,野蠻屠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全國革命轉入低潮。云南經過幾個月的軍閥內戰(zhàn),胡、張兩軍已敗退到川黔邊境,龍云認為只要把革命力量消滅,他在云南的統(tǒng)治就穩(wěn)固了,于是公開樹起擁蔣反共的旗幟,成立了云南清共委員會,撤銷各師政治部,趕走部隊政工人員,抓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國民黨左派黨部及工會、農協(xié)、婦協(xié)等人民團體均被包圍、搜查和封閉,白色恐怖籠罩云南,李鑫被迫離開滇軍,并被列為龍云懸賞捉拿的共產黨要人。省特委根據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及時分析面臨的嚴重局勢,認為迤南地區(qū)具有農村黨的活動開展較早、工人集中、交通發(fā)達、地處中越邊境等有利條件,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到迤南,建立農村根據地,并派李鑫去籌建迤南特委,在那里發(fā)動工農,開展武裝斗爭。

    在革命低潮時期開辟迤南革命根據地,困難確實很多,但李鑫有密切聯(lián)系群眾、深入實際、認真踏實的好作風,還有克服困難的決心和毅力。他頻繁來往于個舊、蒙自、文山、馬關等地,調查了解情況,幫助指導工作。每到一處都認真聽取匯報,虛心聽取意見,仔細研究,具體布置。他還親自深入群眾,做宣傳發(fā)動工作。他特別強調要積極慎重地發(fā)展黨員,盡快建立黨的支部,形成組織力量,把全部黨員團結在迤南特委周圍,并發(fā)揮每個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發(fā)動和組織工農運動。短短幾個月,迤南的革命斗爭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1928年10月,省特委在蒙自縣一個彝、苗雜居的山寨——查尼皮召開黨代會,繼續(xù)貫徹中央關于“發(fā)動工農武裝起義”的精神,研究工運、農運等具體工作,改選并成立了省臨委。王德三因出席中共“六大”缺席這次會議,但仍當選為省臨委書記,李鑫仍當選為委員。李鑫在實際工作中,嚴格遵守黨的組織紀律,表現(xiàn)了高度的革命自覺性,每接中央、省委指示,他都召集會議及時進行傳達,并堅決貫徹執(zhí)行。省代會后,他又在阿迷(今開遠)召開迤南特委擴大會議,貫徹這次會議精神,動員黨員深入工礦、農村,開展工農運動,并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進行武裝暴動。在斗爭中,他感到工人發(fā)動還不充分,在工人集中的個舊礦山還沒有黨的組織,因此,他決心深入到個舊礦山開展革命活動。

    李鑫深深懂得,要發(fā)動工人起來革命,就得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同他們交朋友,只有這樣,才能了解工人的疾苦,宣傳和組織工人,使他們明確自己該擔負的歷史責任,自覺起來斗爭。為了和工人生活在一起,李鑫承受著肉體的痛苦,以堅定的毅力進行磨煉。他住在蒙自淌甸小東山村,每天光著腳板練習走路、跑步;赤腳挑水上山,挑柴下山送給農民;夏天赤身在太陽光下曝曬,皮膚曬黑了又脫皮,并用河沙擦摩皮膚,使之粗糙,又留起濃密的胡子,完全成了一個飽經風霜的老農,加上簡陋的衣著,使本來最熟悉他的人也難以認出來。

    經過充分準備,李鑫帶著馬照等四、五個同志,開初以賣刀煙、咸菜,當漆工、做木活等方式到個舊礦山接近工人,了解情況,進而打入個舊南部的黃茅山老君礦當“礦丁”(在井下背運礦砂的工人)。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了解,這里礦區(qū)零散,工人分散,反動統(tǒng)治十分嚴酷,工作無法開展,但他沒有灰心,而是暫時穩(wěn)住腳根,尋找機會,準備打入工人較為集中的個舊錫務公司。李鑫把情況和計劃向組織匯報后,組織同意了他的意見,并派戴德明(省立師范學校高級部學生、共產黨員)去協(xié)助他工作。戴的叔叔是錫務公司總經理的好朋友,戴通過這個關系,化名田貴,到個舊錫務公司當職員。之后,又通過其他人的關系,把李鑫介紹到錫務公司馬拉格礦當索道工,化名施鴻祥。

    在馬拉格礦區(qū),李鑫和工人打成一片,把工人的苦難記載下來,編成通俗易懂的歌曲,在工人中廣為傳唱,以啟發(fā)他們的階級覺悟。這些革命歌曲保存下來的就有《十二杯酒》《月嘆窮》《走廠調》《土劣歌》等二十多首,它們唱出了礦工想說而說不出的心里話,充滿了對資本家的仇恨,表達了工人反抗剝削壓迫的精神。如《土劣歌》中唱道:“劣紳土豪真霸道,勾結貪官實難瞧,金銀財寶由他要,吸盡骨髓還逍遙。”又如《月嘆窮》中:“臘月里來是殘冬,恨滿胸。告我弟兄,快覺悟,結團體,人多勢眾,壓迫階級休稱雄,齊暴動,推翻舊世界,花落水流紅;造一個世界同屬于工農,各盡其所能,各取其需用,共生產共消費世界大同。”這些歌謠,打開了工人的心扉。

    通過深入細致、形式多樣的宣傳發(fā)動工作,工人們逐步覺悟起來,要求團結起來同資本家作斗爭。李鑫及時把那些受苦深、有革命要求的工人組織成兄弟會,在兄弟會內部,又把思想堅定、忠誠可靠的工人組織成秘密工會,從中發(fā)展共產黨員,逐步把斗爭引向深入。

    1929年春節(jié),在廣大工人的迫切要求下,李鑫領導和組織了全礦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斗爭。經過周密安排,礦工們按照預定的時間、暗號,不約而同地涌向礦長辦公室。工人推選李鑫為代表,向礦長提出了復工的三項條件:一、工人工資太低,必須增加工資,按時發(fā)放;二、必須保證每天有老媽媽湯(黃豆面湯)喝;三、礦山氣候寒冷,必須發(fā)給每個礦工一件羊皮褂。罷工取得了勝利,通過這次斗爭,礦工們看到了團結的力量,極大地鼓舞了斗志。李鑫更加受到礦工們的信賴和尊敬。

    那時的個舊礦山普遍缺乏油葷、蔬菜和生活用水,工人吃的很差,更談不上洗澡,工人普遍生疥瘡,眼睛紅腫。李鑫到那里才四、五個月,全身就長滿了膿疥瘡,雙眼通紅浮腫,而他卻不顧個人的安危和病痛,一心撲在工人運動上。他十分關心工人的疾苦,和地下聯(lián)絡員艾其國商量,要他除了買賣一般的日用雜貨外,還要備辦一些常用藥,他還親自給工人治病。有一次他到蒙自時,同志們欽佩、關心他,都勸他換個地方養(yǎng)息一下身體??墒撬胫鴤€舊礦山的工人運動需要他,就樂觀地對同志們說:其他同志去照樣艱苦,我是經過很長時間的準備才打進去的,換個人又要重復工作,那就不必了,不管條件多么艱苦,我都要一直堅持在那里,直到取得工人斗爭的勝利。同志們對他的革命精神極為感動。

    隨著個舊礦山工人運動的深入,工人們從團結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從斗爭中認清了前途和方向,革命熱情更加高漲。礦區(qū)蓬勃發(fā)展的革命斗爭,引起了錫務公司總經理陶繼魯的恐慌。他派出密探,混到工人中去,到處探聽監(jiān)視,弄清了李鑫等人組織工人運動的情況,便找來礦警隊長陶玉清到馬拉格礦區(qū)抓捕了李鑫,同時被捕的還有選礦廠地下黨員楊逢春及錫務公司的田貴(戴德明)等人。

    李鑫被關押在錫務公司辦公樓,陶繼魯的心腹爪牙郭榮齋(1926年李鑫在高師任教時,陶繼魯當校長,郭榮齋當庶務)認出了他,告訴了陶繼魯。陶繼魯知道,李鑫是龍云懸賞捉拿的共產黨要人,抓住他,不僅可以把錫礦工人的革命斗爭鎮(zhèn)壓下去,而且又可以向龍云政府報一大功。一開始,敵人用高官厚祿收買誘降,李鑫不為其所動,隨后,又嚴刑拷打,李鑫也不為其所屈。在敵人的威脅利誘和嚴刑拷打面前,李鑫、戴德明、楊逢春等表現(xiàn)了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jié)。

    李鑫等同志被逮捕后,黨組織曾研究了營救方案,但由于情況發(fā)生變化,營救未能成功。

    1929年5月11日,云南省主席龍云發(fā)電報命令蒙自道尹江燦柏負責審理李鑫等要案。李鑫、戴德明、楊逢春及在個碧鐵路被捕的巨伯年等四同志,同時被秘密押送蒙自。盡管面臨死亡,但他們都表現(xiàn)得非常堅強,在敵人的法堂上,大義凜然,痛斥國民黨的法西斯暴行,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江燦柏無可奈何,只好密電呈報龍云殺害李鑫等同志。5月16日,四人被殺害于蒙自城石墻子外。

    李鑫等同志遇難的當晚,黨組織派人掩埋了烈士的遺體。解放后,黨和政府把他們的靈樞移葬到蒙自烈士陵園。1940年,周恩來在延安托即將回云南工作的朱家璧代表黨中央對李鑫的親屬表示慰問,并請他將50元錢轉交給李鑫的妻子。1960年,黨和政府在蒙自的南湖公園修建了革命烈士紀念碑。1984年,經云南省民政廳批準并征得烈士遺屬同意,龍陵縣委、縣政府在李鑫出生地的舊址上修建了李鑫烈士紀念館,并附設幼兒園,2013年,新建了李鑫故居,讓人民永遠緬懷先烈,讓先烈的革命精神世代相傳。(楊永明  收集整理

    責任編輯:錢秀英 編輯:趙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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