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家庭存在的實際困難，為什么楊善洲 “置而不顧”？ 按世俗的觀念來推理，這種“不近人情”的做法是一種“違反常態(tài)”的、叫人難以理解的邏輯。2010年楊善洲逝世后，許多媒體記者到楊善洲的家鄉(xiāng)看了他的老伴和破舊老屋的現(xiàn)狀，有的記者一邊抹淚一邊感嘆：“作為一個地委書記，他身后的家境竟是如此現(xiàn)狀——沒見過??！沒見過！”——“感嘆”后面所流露出來的潛臺詞仍然是“難以理解”！

然而，正是這種“難以理解”，構建出楊善洲有關“家”與“國”兩者利益之間道德劃分底線的準則，也是楊善洲精神世界中最真實的核心。有關“家”與“國”二者之間關系的處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倫理中曾有諸多名句。比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愿得此軀長報國，何須眷戀身后家”等。前蘇聯(lián)著名教育家加里寧曾說過：“要成為自己幸福的創(chuàng)造者，就必須先成為全體人民利益的創(chuàng)造者；當一個人成為全體人民利益的創(chuàng)造者時，他便成了自己幸福的創(chuàng)造者。”這些話，如果作為一種“忽悠”的工具，說起來“冠冕堂皇”，做起來卻是“東張西望”。那么正像楊善洲說的，結果只能是“自己撤自己的臺，自己倒自己的灶”了。正因如此，楊善洲一輩子都在發(fā)自內(nèi)心地讓這樣一些話變成自己的行動。

我們在追蹤楊善洲一生的為官軌跡時，發(fā)現(xiàn)他在“家”與“國”兩者關系的處理上有著自己鮮明的立場。2008年，他曾對原身邊的一位秘書說：“家里住房破爛甚至連吃飯問題都很困難，這我都知道。但當時保山地區(qū)大部分農(nóng)村的群眾都還困難。作為地委的一個主要領導，我是把精力放在楊家（他自己家里）還是放在全地區(qū)的老百姓身上？對家庭困難的問題，我曾跟老伴明確地說過，我們楊家舊社會是個沒有土地、沒有房屋的‘兩無’農(nóng)戶，解放后，是共產(chǎn)黨給了我們土地，給了我們一個家。共產(chǎn)黨給的土地，是給我們的一個‘飯碗’，你要帶著家人端好這個‘飯碗’，哪一天這個‘碗’里沒有飯沒有菜了，說明你自己沒有本事，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出去工作，是去報答共產(chǎn)黨。政府發(fā)給我的工資，是共產(chǎn)黨給我的另一個‘飯碗’——這個‘碗’里吃不完的東西，那是老百姓的血汗錢，只能還給共產(chǎn)黨，還給老百姓！還有，你一定要清楚這一點：我楊善洲當?shù)匚瘯?，是為大家當?shù)?，不是為楊家一家人當?shù)模?rdquo;

在楊善洲身邊工作過的人都有這樣的印象：楊善洲下鄉(xiāng)或外出開會，從不報出差費；他的工資，除用于伙食開支外，大部分都用在了群眾買耕牛、購買籽種等方面去了。因此，他的工資所剩無幾。盡管如此，自1979年中越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開始，他每個月還節(jié)省出一部分資金捐獻給前線，除此之外，還主動要求將自己每月的工資扣出15元，請財政上收回，說邊境形勢緊張，國家財政困難，我們要勒緊褲帶過緊日子。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德是為官之魂”。官德正，則民風正；官德毀，則民風毀。執(zhí)政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把個人的憂樂與天下人的憂樂聯(lián)系在一起，把個人的價值融入社會價值之中。這是一種最為基本的“為官倫理”，這才是真正的大德?？少F的是，楊善洲不是把這種“倫理”抬在嘴上，而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踐行于整個為官的生涯中。

楊善洲的“碗說”，代表了老一代共產(chǎn)黨人普遍的為人品質(zhì)。我們的天下之所以長治久安，得益于他們高尚而無私的奉獻精神。執(zhí)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2011年，楊善洲逝世一周年時，老百姓的祭詞當中有這樣兩句話：“老書記，有了你，鍋里無米我不急；老書記有了你，歪風邪氣無處去。”道出了“德高之人為政，天下治；無德之人持柄，天下亂”的執(zhí)政倫理的真諦。

記住百姓，天定地定人心定——乃屬大治之本；忘記百姓，天亂地亂人心亂——實為亂象之源。